《乡土中国》读后感

《乡土中国》读后感

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，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，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？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《乡土中国》读后感，仅供参考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

社会学系的同学推荐给我一本费孝通先生的《乡土中国》，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泰斗，虽然已故，但他的思想仍然在我们学界及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，怀着敬重的心情，我看完了这本书。

看完后我感慨这本书与其说是本社会学的著作，不如说是本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与哲学书，它的每句话都富含哲理，让人深思与回味，不禁感慨民国时期学者治学之严谨。这本书以这些方面分别展开，分别是乡土本色、文字下乡、差序格局、私人道德、家族亲友、男女关系、礼治秩序、无为政治、长老统治、家族亲友、血缘地缘、名实分离、欲望需要。我才疏学浅，不知深会其知识于万一，我谨从熟人社会这方面来谈谈我的读后感。

费先生认为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，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，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，构成一张张关系网。所以，熟人社会又可以称之为“关系社会”、“背景社会”。在乡土社会这样的“熟人社会”中，法律是无从发生的，因为“大家是熟人，打个招呼就是了，还用得着多说么？”只有在现代社会中，由于社会变迁，人们在较大的环境中活动，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，都是陌生人，所以要讲个明白，也才需要画个押、签个字，也由此，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。在此基础上，费先生概括了熟人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要素，诸如：维系着私人的道德、家族、礼治秩序、无讼、无为政治、长老政治、血缘和地缘等等。

因“背景”和“关系”是“熟人社会”典型话语的缘故，所以有人把“熟人社会”亦称之为“关系社会”、“后门社会”。“熟人社会”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，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、感情深浅程度，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“利益目标”，在这里责、权、利的界线较为模糊，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，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辈、任人唯亲等等。

费先生认为“熟人社会”运行的基础是信用和规则。但是，并不一定是从“熟悉得到信任”，真正能够让人产生信任感并且促使规则形成的是“自己人认同”。因“内部化机制”的无形和有形的存在与制约，人情往来使得面子、信任、规则等在“熟人社会”内部发挥作用，并且成为熟人社会一个恒定的规则。

中国历来是一个“人情社会”，注重“礼尚往来”，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，这也是“熟人社会”盛行的原因之一。其实熟人社会在当今的中国体现在方方面面。从为子女求职就业到医院寻医问诊，从买票买号到行政审批，从同学聚会到同乡老乡会。可以说“熟人社会”的影子在乡土中国简直是无孔不入，托人、找人之风盛行，的确熟人社会给人们的感觉就是熟人好办事，熟人办事放心，事情容易解决。

在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，毫无疑问，这种“关系社会”的行为模式已经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。

首先，它弱化了“法治”的功能，以“关系”代替“契约”，“熟人”的“情感”代替了法律的威严，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“人情”中发生倾斜，“人情网”对制度执行的干扰，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。其次，以“人情”代替“竞争”，淡化了“竞争”的激励，将亲情、交情、友情这种温情脉脉的手段移植到管理企业、管理国家、管理社会中来，导致经济管理中丧失了“利润”的冲动，社会管理丧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励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它还可能引发社会xx，社会风气的败坏。因此，“熟人社会”的过分发育，是对法治社会的腐蚀、市场经济的摧残、和谐社会的瓦解。

费先生认为，只有在现代社会中，由于社会变迁，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，人们成为陌生人，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。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“陌生人社会”的时候，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，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当社会发展到“生人社会”时，熟人社会才会被打破。但是，仅靠社会的自身发展，“生人社会”的形成将会变得漫长而不可期待。我们必须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来推动“生人社会”的形成。

首先，要健全民主法制。民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，也是经济发展、政治稳定、社会和谐、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。熟人社会是不需要民主和法治的。因为一旦按照民主的程序和法治的原则办事，熟人社会的熟人关系、潜规则等就会成为多余。所以，打破熟人社会，首先就是要实现民主法治。而要实现民主法治，首先要有透明的制度，要有非“是”即“否”的处理标准和健全有力的监督机制，不给层层“关卡”留下漏洞，不为建立关系网埋下了伏笔。

其次，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。在熟人社会里，一方面人们认为公共权力可以为所欲为，xx，致使行政行为商品化。另一方面也为那些觊觎通过权钱交易、权情交易达到个人牟利目的人提供了机会，满足了他们不断膨胀的私欲。熟人社会与权力私用的关系，决定了必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，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，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谋取私利，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系，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，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之于处理公共事务。

再次，建立和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。公民权利的保障是限制公共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，没有公民的个人权利，公民就无法在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地位，也就不可能建立起“陌生人社会”。

在费孝通先生的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。其中，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“礼治社会”，且还是一个“无讼”的社会。的确，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，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，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。人们似乎仅仅依靠“礼”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，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，而是通过协商和解。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“无讼”的礼治社会。

“无讼”，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。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，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，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，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。由此，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“无讼”的礼治社会，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。

在古代，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，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。封建社会“无讼”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，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，并通过贱讼、压讼、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。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”，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；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（即现代的律师）被民众称之为“讼棍”，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“搬弄是非”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；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，善于息讼、止讼的考核标准，到国家机 ……此处隐藏24128个字……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基层民众都面临了很多困惑。最近“黄山门”事件愈演愈烈，复旦大学面临着严重的公关危机。事情可能不像网络舆论中所说的这么简单，但归根结底，广大网民还是在指责国民自私自利的劣根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在费老先生笔下属于乡土社会的特性，在中国一流大学的学子们(所谓的知识阶层)身上出现。中国经济的崛起大家有目共睹，于是很多人开始称中国为“大国”，但大国绝对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腾飞(中国在这方面也还需要继续努力)，国家软实力、国民文化素质也是很重要的一块。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风范和气派，而如今中国依旧充斥着小农意识和小市民意识，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，一乡下人进城穿了套西装，脚下却依旧是双解放鞋，显得不伦不类。

《乡土中国》后半部分主要剖析了皇权、官僚、绅士的关系。皇权拥有至上的权力，是天下的拥有者;官僚并非天子的家门，并不和皇上分享政权，他们不过是臣仆、是行政机构;而绅士是退任的官员或官员的亲戚，他们没有权力但是有势力，他们在官僚机构的庇佑下虎虎生威。绅士是士，官僚是大夫。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，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。只不过名称有变而已，“士”变成了政府官员，“绅士”则变成了“官二代们”。官二代文化或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，以人情、礼俗而非法治为基础的传统也为官二代文化提供了滋生的温床。这几年公务员考试异常火爆，这是个很值得人们反思的现象。首先参加公务员考试人员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没有多少人是真正秉着为人民服务，做人民的好公仆的目的从政的，大多数的人是为了混一口饭吃，为了在得到官僚体制的特殊庇佑。当然每个人都是要生存的，有一定程度上追求物质无可厚非。但官员是特殊的职位，他有一定的权威，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间接领导者。当一个社会上的官员都没有了责任心而沦为物质的奴隶时，这个世界是可怕的。其次，相比公务员固定的收入外，大家更加看重整个官僚体制的庇护作用。这是社会另一种形式的沦落。如今官员与官员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互保护的体系，各种有需求保护自己的势力都在向官员靠拢，商人表现的尤其明显。于是出现了，出现了。

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。《乡土中国》不足五万字，是一本典型的“大家小书”。

《乡土中国》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。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，“乡土中国”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。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，“乡土中国”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。《乡土中国》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，成了畅销书。

费孝通认为：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，以定居为常态，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，也像“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”，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。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，很少流动，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、死于斯的社会。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，每个人都在一个“熟悉”的环境里生活。在相对稳定、熟悉的生活环境下，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：“规矩”即可约束行为，法律则大可不必；“常识”即可应付变化，“规律”就可有可无了。

中国人有“私”的毛病，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。中国人的社会结构“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”，波纹的中心是自己，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。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，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、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。在“推己及人”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，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：“亲子和同胞，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”，“朋友，相配的是忠信”，“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……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”。

何为乡土中国？它的特性是什么？先生在第一篇已经很好指出来了。比如他就说中国乡下人多，“土”就是他们的特性，当然土气不是贬义词，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很稳定的，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。他也顺便比较和美国的不同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，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，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，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。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，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。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，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，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，大家重视是信用而不是法律。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，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，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。

他在谈论文字下乡的问题里面，他认为，在乡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文字的，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的教，在一个地区住的几百年，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的，解决的办法都是一样，不需要什么理论，什么创新。当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析很多，也很深刻。

下面就讲到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理论“差序格局”。什么是差序格局？很简单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圈水纹，最中心的哪一点是自己，其余就是按远近程度来划分。对于中国人自私，没有公德心的论调很多，但是先生在里面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梳理，他发现我们之所以和西方不一样，就在于群己，人我划分的基础不一样。西方人是什么样子呢？是团体。团体内外的人很清楚，他就从最基本的家庭这个概念分析的。在中国就不一样。他的伸缩性非常大，你得势的时候可以宾客三千，亲戚多的是，假如你不得势，也许一个人都不认识你。可以说我们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，结果就造成了没有一个人和你的网络一样的。这样我们和西方的不同就出来了，西方要的是权利，而我们攀得是交情，我们讲究是等差。西方是讲团体，先有一个团体的概念，当然团体不能抹杀个人的，只能是契约平等，而我们却是自我主义，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。

其实不止乡下人私，城里人也私啊，甚至有些可能比乡下人更私。这不，在文人笔里是中国威尼斯是苏州，作者却认为“天下没有比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。”在接下来是内容中，费孝通先生讨论了私和公家的关系，以及这个社会和西洋社会的不同。费孝通先生认为，西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，而中国社会的格局“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，而是好像爸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。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。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。”由此，我们的社会可以或说很大也很小了，概念很模糊。而到底什么是“差序格局”费孝通先生只作出或多或少的比喻，没有详细概念。我是一名见识浅薄的学生，在这里也概括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，就在此打住算了。

到此，我已经把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《乡土中国》大概的看了一遍，并从每个篇章中摘抄了一些费孝通先生的原话，加上我的个人观点和想法。通观全书，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搞文学很谦逊的人，这从他在“后记“里说自己写作这本《乡土中国》算不得是定稿，也不能说是完稿，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”可以看出。还有，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位很好的良师益友，他写作的文章多用熟语，时常把自己和农村联系在一起，意思通俗易懂，清晰明了。也作为农村孩子的我，读起他的书来感觉相当亲切，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，他没有丝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，我认为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，也是让我感到相当佩服的。